“我的这条命就是在大村修炼出来的啊，我的这条命是韦广宽两次给我捡回来的啊……”一听说从湖北省咸丰县来了几位看望他的不速之客，一听到“大村”这两个字，坐在轮椅上的傅忠海将军眼眶里立刻噙满了泪花。“大村啊、韦广宽啊、韦广宽一家人啊……”老人的思绪回到了那个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
　　傅忠海将军是曾经转战于鄂川边区的一名老红军战士，曾任中共鄂川边区工作委员会委员、红三军独立团第七大队政委、独立团咸丰游击大队政委。对于那一段艰苦斗争的岁月，傅忠海将军可谓记忆犹新。
　　初秋的一天，本报记者与咸丰县电视台的记者一起来到了辽宁省大连市老红军傅忠海将军住院治疗的友谊医院。已是92岁高龄的傅老因患脑血栓住进了这家医院，听傅老的女儿介绍，老人这已是第二次突发脑血栓，病情相当危险，但总算度过了危险期。病榻上的傅老语言略显含混，但思维仍然清晰。对于他曾经战斗过的湖北咸丰，他仍然能扳着指头细说着“大村、小村、李子溪、活龙坪……”等一串地名来，他特别提到的是与韦广宽一家人的革命情缘。
　　在大村，傅忠海“捡”回了两条命
　　傅忠海将军提到的韦广宽，是咸丰县小村乡大村人，革命烈士，名列红三军战史英名榜之中。韦广宽自幼聪颖，文武皆习，兼攻医术，不仅能文能武，且封刀接骨，手到病出。1933年11月，贺龙、关向应率红三军军部及九师进入咸丰县的大村，将20多名红军伤员留在当地，韦广宽就是这批伤员的主治医师。当时的傅忠海正与四川石柱的神兵首领朱清武联系组建川鄂边游击总队，并曾一度攻陷了石竹县城。
　　1934年6月，因在一次行军中遭敌伏击，一颗子弹从傅忠海的左耳后射进，从头顶穿出，当即昏迷过去。在大连友谊医院的病房里，傅老特别将他耳后的枪伤展示给记者，再次说：“我的命是在大村捡回来的啊！”但顽强的意志一直支撑着傅忠海的意识，他躺在担架上被送到了咸丰县大村的韦广宽处。由于当时局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大村的团防头目朱海峰背信弃义，杀害了几名红军伤员，形势相当危急。傅忠海被送到韦广宽处之后，韦广宽只得将他藏在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当时傅忠海头部的伤口已经化脓感染，韦广宽一边精心为傅忠海进行治疗，一边让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为傅忠海送饭送水，换药盥洗。在韦广宽一家人的精心照料下，已经处于死亡边缘的傅忠海终于转危为安，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处于对团防头目朱海峰背信弃义杀害红军伤员的愤怒，韦广宽决定拉一支队伍，与反动团防作斗争。他鼓动自己的房族子侄和亲戚朋友，拉起了一支“韦氏父子兵”，在咸丰的大村、小村和利川的毛坝、黄泥塘一带打富济贫。苦于势单力薄，不能成大器，韦广宽想到了为其疗过伤的傅忠海，于1934年12月派儿子到利川忠路一带寻找独立团、找傅忠海。傅老告诉记者：“他派人来找我，我把他的情况向领导汇报后，我和团长一起立即带了10多条枪去了大村……”独立团来到大村，将韦广宽的队伍改编为独立团咸丰游击大队，韦广宽任大队长，傅忠海任政委，并补充一批红军战士作骨干。队伍很快发展到100多人。次年初，韦广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傅老说：“我是韦广宽的入党介绍人啊。”
　　就在那一段时间里，傅忠海又病倒了，又一次走到了死亡的边缘。记者问是不是旧伤复发，傅老既摇头又拜手，他说：“不是枪伤的原因，是得了一种怪病，连韦广宽也不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我整天处于昏迷状态，不吃不喝。又是韦广宽一家人，是他们一家人给我灌汤灌水……我就这样昏睡了一二十天，也不知道韦广宽最后用了什么方法，硬是把我救活了……”傅老还诙谐地说：“他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啊！”在养病的那段时间里，傅忠海与韦广宽一家人相濡以沫，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尽管傅忠海与韦广宽在独立团咸丰游击大队是地位相同的战友，但从年龄上来讲，傅忠海才20刚出头，比韦广宽小了整整30岁，平时与他的儿子均称兄道弟。他对韦广宽活泼可爱、正处豆蔻年华的小女儿韦翠荣印象尤其深刻。傅老说：“我在山洞里养伤的时候，她和她妈妈一起经常来给我送饭、敷药……”说到这里，傅老又陷入了回忆之中。
　　1935年2月，咸丰游击大队与反动团防武装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战斗，形势非常险恶。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傅忠海接到鄂川独立团的命令，要游击大队迅速突出重围，向湘西转移，与红二、四军团会合。韦广宽将妻子、小女儿韦翠荣及未成年的儿孙寄托于亲戚处，毅然带着3个儿子、2个女婿、2个侄儿及全体红军战士，一起杀出重围，抵达湖南桑植与红六军团一部会合，后被编入红五师十三团。